《時代周刊》曾經下過這樣一個結論：深圳今天面對的轉型問題，整個中國經濟也將會遇到；深圳目前正在做的，是整個中國也必須做的事情；深圳的轉型或許將再次給整個中國提供答案。
香港回歸、珠三角整體崛起、長三角后來居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窗口的深圳，完成了經濟改革的啟蒙與示范。
雖然不再是一枝獨秀的那片經濟熱土，但深圳也因此獲得了一座正常城市的心態——與香港、廣州、上海競爭又合作。有專家認為，這些年深圳最大的成就，便是它由一個功能比較單一的經濟特區，向一個全面發展的城市升級。
雖然在轉型期間不乏困惑和焦慮，諸如誰拋棄深圳、房價暴漲等等，但在改革節點等待新突破，改革邊界需要新拓進的蟄伏期，深圳也正需要自己的新醞釀。
歷史篇：深圳速度
深圳最有價值的、最值得炫耀的歷史，正是改革開放這二十幾年——以短短27年的時間，便躋身中國最具知名度的城市之一，這是世界城市發展史上的奇跡。
“深圳，從一個邊陲小漁村，發展成為現代化都市……”許多關于深圳的歷史書上，總有這樣的開場白。
《中國國家地理?風水專輯》這樣分析深圳的成功：“深圳，天意一半，人為一半！深圳兩面臨海，地形狹長，形似展翅大鵬，兩翼攬水，水聚財，并生萬物，是典型的風生水起局。”深圳，東臨大亞灣和大鵬灣，西瀕珠江口和伶仃洋，南憑深圳河與香港相聯，北部與東莞、惠州兩城市接壤，當仁不讓充當著改革開放20年來的排頭兵。
提起深圳，有一個名字是永遠讓人銘心刻骨的——鄧小平。他在1984年和1992年的春天，兩次“南巡”，為一個古老的民族和全世界講述了“春天的故事”。
深圳蓮花山山頂廣場的鄧小平銅像，矗立在深南路旁的鄧小平畫像，以及仙湖的鄧公手植樹高山榕，是深圳人獻上鮮花，表達敬意和懷念的經典場所。
上世紀80年代的深圳，就是一個大工地，晴天到處是土，雨天到處是泥。然而與這個年代對應的特區精神圖譜是那頭力大無窮的“拓荒牛”。一批又一批追求振興、自由、效率和創新的移民聚集到這片土地。
1980年5月，全國各大城市108位一流的規劃師、專家、學者和工程師齊聚在當時深圳惟一的“酒店”——新園招待所，他們的使命是描繪特區藍圖。生活區、工業區、倉庫區、農田、山林區、游覽區……小漁村的形態在圖紙上被描繪成新的神話。
吳南生、梁湘、袁庚、李灝等一批領導，帶著光榮與夢想，漸漸將神話變成現實。改革成為這個城市最顯著的符號。在動工建設特區發韌地羅湖時，中央只給了3000萬元，而首期開發羅湖4000平方公里，需投入10億元，中央給的3000萬元連本錢都算不上。于是，嘴皮和地皮，成為建設特區最原始的本錢。向外商收取地租，用地要交“土地管理費”是特區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項改革。
“殺出一條血路”，是特區成立之初的既定目標，也是必然結果。
1984年，高160米，共53層的國貿大廈僅37個月竣工，從此成為“深圳速度”的象征。數萬名集體轉業的工程兵，創造了這個3天一層樓的奇跡。位于南頭半島頂端，名字又土又有些恐怖的“蛇口”聞名全國，就連蛇口工業區集體宿舍里的規章制度，都是當年《讀者文摘》上的經典讀物。
全國首開工程招標制度，一年建29條道路的奇跡，第一個股份合作制企業，第一個人造文化旅游景觀，第一只上市股票，第一次公開招聘人才，群眾直選干部……
物價改革、打破鐵飯碗、匯率并軌、企業產權轉讓、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小政府、大社會”的管理、住房制度改革、國民待遇、社會保障……20多年來，深圳創造了230多項全國改革之最。
“拓荒牛”和“追夢人”們用激情和青春，在淚水和汗水中，否定著，建設著，找尋著，獲得著，思索著，行動著。于是便有了多彩絢爛的深圳。
轉型篇：深圳蛻變
“深圳在發展中不再攀比經濟規模和總量。很可能外界會覺得深圳輝煌不再了。我們要敢于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承受外界的壓力，承受暫時的誤解。”對此，深圳市政府認為，這是經濟發展加速擺脫傳統粗放型發展模式的“積極變化”。
深圳減速？
在建設特區的27年期間，“深圳速度”已經成為深圳的一張閃亮的名片。用前18年的時間使GDP達到了1000億元人民幣，接著用了5年時間使GDP達到了2000億元，然后僅僅用了2年時間就使GDP達到了5000億元，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接近30%。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深圳就由一座人口不足3萬的邊陲小鎮發展成為擁有846萬人口的大城市，城區面積也從最初的3平方公里擴大到了2006年的近730平方公里，生產總值也從1979年的2億元增長到了2006年的5600億元。
在某種程度上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的奇跡。
但就在今年的深圳“兩會”上，深圳卻主動把實現現代化的時間表從2005年推遲到了2010年，而且把今年的GDP增長速度調低到13%。事實上，作為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先鋒而且一直引領珠三角高速前行的深圳，經濟快車已經開始出現減速跡象。
因為同樣是以上這些真實的數據，背后所隱喻的壓力已經讓深圳感到呼吸艱難。
理論界有這樣一種論斷，中國城市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城市人口就增加1200萬。而這種論斷對于城市規模快速擴張的深圳而言，顯然再貼切不過。在這種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伴隨而來的卻是城市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更多挑戰。“快速城市化的深圳，已經面臨著可持續化發展的嚴峻挑戰。” 土地有限，難以為繼；資源短缺，難
以為繼；人口不堪重負，難以為繼：環境承載力嚴重透支，難以為繼。在 “深圳城市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國際論壇”上，深圳市副市長閆小培表達了他對深圳城市轉型發展的憂慮，“這一切的變化都迫使我們的城市面臨轉型的可能。從深圳建設用地的情況可以看出，深圳的城市擴張非常迅速。1980年到2005年深圳市市域建設用地規模從60平方公里增加到了703平方公里，而深圳市總用地面積是1953平方公里，所以可用地的潛力只剩下240平方公里。但據專家計算，按現有技術水平，深圳的土地人口承載力將達到1150萬人。在水資源方面，深圳市是中國七大嚴重缺水城市之一。自2004年起，深圳市用水每年以約7000萬立方米的速度增長。同時人口問題也是城市發展的一個隱患。深圳市實際管理人口已超過1200萬，其中1026萬為暫住人口，伴隨人口問題衍生的是一系列環境承載力嚴重透支的困境。
統計顯示，2005年深圳出口總量達到1015億美元，占中國出口總量的13%；深圳市外貿依存度超過140%，是內地平均水平的1倍以上，超過發達國家6-8倍。外貿依存度如果居高不下，經濟發展就將面臨很高的風險。而這種“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外向型經濟，適用于經濟特區發展初期的階段性發展模式，對經濟增長后勁提升所需的資金、技術、人才積累，貢獻不大。再加上房價的上升，高昂的電價，水電資源的匱乏和越來越嚴格的環境保護規定，深圳已經成為中國開辦工廠花費最為昂貴的城市之一。
在后“特殊政策”的時代，我們到底面對一個什么樣的深圳？深圳正在消逝嗎？
定位的變與辯
在激烈的國際性競爭中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定位。尤其是在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定位越準確，最后掌握的資源就越多，在競爭中取得的優勢就越大，生存下來的機會也就越大。
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主任鐘堅告訴記者：“怎樣定位，一個基本的事實必須看清，這就是，自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浦東崛起后，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后，深圳昔日由中央政策所賦予的那種改革開放試驗田和窗口的功能以及由此形成的在全國經濟發展中一枝獨秀的格局和地位是再也不可能出現了。”換言之，深圳正在回歸本位，或者說，回歸到一個正常的城市。只有在認識了這一前提下，深圳的轉型才有可能談得上成功。
如果說，深圳在過去20多年的發展和成功更多的是得益于政策傾斜和優惠的話，那么，目前深圳面臨的困境，是沒有建立起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以及確定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發展戰略。目前在深圳的定位上，理論界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是認為深圳應該仍然強調特區的位置，爭取體制資源的高端，從而確定新一輪的改革和發展思路。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在深圳先走10年的探索成果和經驗在全國普遍化以后，并且中央還沒有決定“讓深圳再先走10年”的情形下，深圳不應該再在“特區”的身份上搖擺，而應以“深圳市”進行重新定位，發揮區位優勢，加強與香港的合作，在經濟體制、行政體制兩方面爭取吸取香港的經驗，與香港“打包”共同發展。
鐘堅說：“定位的頻繁變換不利于一個城市的長遠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沒有找到發展重心，而盡快確立自己的定位是深圳目前面臨的當務之急。”
審慎而沉重的轉型
2005年4月，深圳在全國率先推出文明指數評價體系。
2005年9月，深圳推出了效益深圳評價體系，重點圍繞投入與產出的關系，突出反映經濟方面的效益。
2006年9月，深圳市制定了“效益深圳”統計指標體系。12月底，深圳制訂了民生凈福利指標體系。
這套統計指標體系一誕生，立即引起了廣泛關注，許多媒體評價說，“效益：深圳”統計指標體系的出臺，標志著深圳正式告別“惟GDP論”。
摒棄“惟GDP論”的轉型背后又會是怎樣的新發展思路呢？
在城市的發展進程中，轉型并不是一個新鮮的詞匯。縱觀世界各個城市的發展，無不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轉型中得以突破和實現。
如果深圳能夠從一個低工資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裝配工廠一躍轉型成為一個高報酬創新型的城市，這將為全中國其它地區的發展提供一條嶄新的道路，這要求他們必須擁有更多的自有品牌，自主設計和自主技術，以同來自美國、日本和歐洲的對手進行競爭。
如果深圳轉型能夠成功，那么必將會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升級。
深圳的轉型因為其政治特殊性而肩負更重大的含義。而正因為意義的重大也注定這是一場審慎而沉重的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