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潤和他的競爭對手《福布斯》無一例外把今年的首富給了楊惠妍。這位26歲的年輕女首富幾年前剛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讀完市場營銷和物流專業學士，對這個家族所從事的房地產生意還一無所知，但她擁有59.5%碧桂園股份，使她登頂首富至少在數字上毫無懸念。

　　與上一代中國富人充滿爭議的崛起相比，財富的繼承顯得無可非議，它在中國暫時還不會遇到遺產稅的挑戰。“新富們”順理成章地進入中國民間財富的歷史舞臺，但作為理解中國社會的有效角度之一，在一些觀察者眼中，財富的社會性尺度似乎在淡化。發現中國財富真相的不同側面，是胡潤和《福布斯》兩份榜單努力追求的商業競爭力所在，現在他們顯然遭遇了困境——他們似乎只能捕捉到越來越多雷同的“事實”。

　　兩張不同的財富榜對財富的計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相似，兩張榜單前10名富人的重合率高達80%，前20名的重合率也達到了70%。盡管胡潤對此對本刊記者有些抱怨，“如果距離創業太遠，那榜單的意義就沒有了”，但上市公司的報表的確正使得家族企業看上去千篇一律，那些過去極力隱藏在財富之后的富人們現在更樂于將子女推向前臺。根據胡潤的統計，2007年，年齡小于40歲的富豪有67位，楊惠妍之外，32歲的彭小峰、26歲的鋼鐵業富豪李兆會、27歲的房地產富豪曾勝和電解鋁行業的史躍武都名列前席。他們除了擁有共同的年輕之外，還擁有共同的財富背景:一清二白，無可挑剔。

　　胡潤說編榜9年，第一次使用“轉折”這個詞，他認為，2007年無疑是中國民間財富的轉折之年。“第一個時間點是1978年前后改革開放，廣東珠海這些房地產企業興起，這是中國民間財富的積累初期。1993年是企業家的小學，因為鄧小平南巡后很多企業家開始創業。2007年初，這些民企大都進軍資本市場。”“資本化”是民營企業家運用金融工具估值財富和表現財富的開始，也是尋找富人的胡潤們按圖索驥得出相同答案的原因。

　　在另一些研究者看來，財富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定型是民間財富資本化更深入的結果之一。民間財富的代際轉移，既是富一代和二代之間關于財富繼承的轉折，也構成了中國新一輪財富分配的一部分，“這個財富分配的過程，是按資本，而不是按勞動”。社會學家孫立平對本刊記者說。“富二代”成為這輪財富分配最直接的受益者。

　　“創業和繼承財產在新的富裕人群里正成為比重最大的兩塊。”萬事達國際組織今年8月發布了中國富裕階層報告，這次調查的領導者萬事達亞太區首席經濟顧問王月魂對本刊記者說，中國內地富裕階層中31到46歲這個年齡段占到64%，“內地富裕階層的年輕化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和趨勢”。

　　這個影響未來中國民間財富版圖的代際轉移在江浙、廣東、福建這些民間資本富足天下的地方正以驚人的速度推進。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家族企業研究所所長陳凌曾經在浙江8個縣市做過一個企業調研，他發現，312家企業中，2/3以上都是家族企業，“溫州銀監分局最近發布的數據顯示，光溫州一地的民間資本約為1500億元人民幣，這‘1000多億元的民間社會資本、100億元左右的銀行間歇資金和14.4億美元的個人外幣儲蓄’將要在代際間進行的轉移是前所未有的”。“在未來10到15年之內，要交班的家族企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財富繼承和轉移問題會越來越突出。”胡潤的依據更直接，“百富榜上富豪們的平均年齡是46歲，按照中國人的慣例，60歲是退休的年齡，未來10年到20年將是中國民間財富從第一代創業者轉至第二代的高峰期。”

　　“富二代”的誕生顯然比觀察者們預計得更早。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商學院的副院長徐萍平是一項創業培訓項目的帶頭人，她不久前參加了一個女企業家研究會，討論的主題落在了家族繼承問題上。“我發現大家對這種討論最感興趣了。”她對本刊記者說，“家產越多，越希望孩子接班。”財產轉移稅負環境顯然還并非中國富人們需要面對的壓力，而讓他們提前做出財富轉移安排更深刻的動力可能還是出于長期以來伴隨財富的不安全感。徐萍平回憶:“有個女企業家孩子只有10多歲，人家說她操心太早，她說，‘王均瑤的孩子小不小？所以還得早做打算’。討論時很多人都說，子女能干，讓他做老總；次一點，做董事；實在不行，就做股東。但話說回來，如果自己的孩子能力夠，哪個家長愿意請外人打理企業呢？”

　　盡管“富二代”提前亮相仍是第一代富人主動安排下的產物，畢竟巨額財富至少表面上已經交到了這些年輕富人的手中。而“如何有效地繼承，這需要一個過程”。陳凌對本刊記者說，這是亞洲家族企業普遍正面臨的問題，“建國后對工商企業的改造使歷史上存在的家族企業都銷聲匿跡了，只有極少的企業可以追溯到1978年以前，民營企業幾乎無不是嶄新的。和新興國家一樣，中國缺乏財富傳統，還沒有一個像‘肯尼迪家族’那樣的家族式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