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一般人想象中不同，蕭山的財富第二代大多數與他們的父輩形成鮮明對比，從小就不缺錢的第二代人穿著簡單，并不注重享受財富，盡管每人都有過億資產，但是他們整天熱衷于談論的是企業管理和家族榮譽，努力工作得有些近乎乏味。
按照他們中的一分子黃偉潮的說法，在他接父親班的第一天，就用類似保證書的話語對整個家族做出了承諾:“我要做的不僅是讓父親傳給我的財富保值，更要讓財富增值。”
“唯一的奢侈品是培訓班”
董最紅一點不掩飾他對自己那輛張揚的鮮紅的法拉利的喜愛，即使在遍地名車的蕭山，他的法拉利F575還是顯得夸張，轟鳴的發動機隔著兩三條街道就能聽見。沒買之前，朋友們大多勸阻，蕭山老板們最流行的是奔馳600，“可是沒能說動我，我想要那種青春的感覺”。
40歲不到的董最紅是蕭山白手起家的企業家之一，他十分投入地享受著財富帶給他的生活樂趣:在意大利買襯衫，在馬場養了3匹新疆馬，家里3人每人一匹。
可是他的女兒完全不一樣，18歲的董桃珍堅決不讓爸爸開車送自己去學校，“謝謝你好吧，不要讓我同學看見了”。離開學校很遠，她就堅決下車，自己走路過去。她穿最簡單的校服，除了偶爾會去馬場騎馬，生活和一般同學完全一樣，這些全部出自于她的自我要求。
“富二代”與白手起家的第一代企業家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們對奢侈生活的平淡態度，“從小就見太多了”。
陳德木開著他那輛顯得過于寬闊的寶馬在鄉村小路上昂揚而過，村里人盡管還叫他“阿木”，但是阿木今天所過的生活，已是他們很難理解的了。
陳德木是蕭山典型白手起家的企業家，他解釋，正是當年家庭貧困，使今天的他特別重視品牌，“當時家里窮，別人家用力士香皂，我就想，為什么有品牌的東西比起一般東西貴那么多”。所以他到今天成為品牌狂熱擁護者，腳上是Ferragamo，即使在工地上，也穿著杰尼亞，所背的包全部是LV。他的理由是，全身的名牌能夠刺激他，使他覺得品牌的重要性，“自己也要創造出品牌來”，他的工廠生產的“杰”牌機械比同類產品貴了15%。
與陳德木一樣，湯曉鳴也是白手起家的企業家，見他時，他正在辦公室里津津有味地讀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但這不妨礙他每隔一兩個月就去香港購物一回，“那里的品牌有挑選余地”。他熟悉地介紹自己的購買經驗，上次去香港，是買回全套的騎馬服裝和器具，“這些東西還是在香港品種多”。
3個月前，他托人買回一匹“奶牛色”的馬，花費了6萬元，寄放在馬場里，每月又要多支出養馬費用1200元。因為工作忙，沒時間去騎馬，3個月下來，馬和他極其生疏，“3個月只見了一次，還踢了我一腳，疼了好多天才好”。這馬屬美國西部的馬種，高大得令人生畏，湯曉鳴騎上去也不敢開跑。而擁有一匹專屬于自己的馬，是最近在蕭山企業家中流行開的一件事，理由是自己的馬和自己有“親近感”，不同于馬場那些供出租的馬。因為都需要寄養在馬場，附近的馬場生意興隆。
30歲剛出頭的傅華東也被朋友拉到馬場上，可是看著那些馬，他卻絲毫沒有動心。在他看來，“與其借些虛頭巴腦的東西來撐場面，還不如穿最簡單的衣服，過最簡單的日子”。蕭山的“富二代”出乎意料對品牌和奢侈生活持簡單態度，其實他們更有玩的資格。
高德康解釋，“是因為他們從小就生活在金錢中，從來沒缺過錢，所以對那些能代表身份的東西特別不在意”。他是蕭山青年商會的會長，也是白手起家的企業家，在他看來，第一代白手起家的人必須借用某些奢侈品來證實自己的身價，“本來我想買個桑塔納3000就行了，可是怕別人說我作秀，所以只好買輛奔馳
傅華東說他自己不是例外，“從小就有人開車送我上學”。他現在是蕭山永翔集團的總經理，父親當年靠做電纜起家，現在集團任董事長。傅華東說:“當年我就不知道錢有什么用。”
蕭山“富二代”的典型特征在傅華東身上展露無遺，“對品牌特別無所謂”。去美國時候，看見那邊衣服便宜，一買就是幾十件，用大包背回來，“反正誰都知道我們家多少資產，穿成什么樣都無所謂”。他還有個朋友穿著更樸素，企業里的總會計師看不慣，把他拉到杭州的幾家奢侈品專賣店，讓他隨便買些東西。“我那朋友輕描淡寫說，這個品牌當年找我當過總代理。”他的資產，買下幾家國際品牌的代理權也毫不困難。
傅華東說:“從來沒缺過錢，所以不覺得錢重要，倒是現在管理企業了，才發現錢原來也是很要緊的。”他們幾個朋友聚會，大家都穿最簡單的服裝，“外人看來，覺得是一群打工者在聊天”。
他的朋友沈國鋒穿布鞋，穿最簡單便宜的休閑服，他家的振亞紡織全部采用比利時的紡織機，能在第一時間制造出任何國際最新面料，他笑著解釋自己不喜愛品牌的原因是:“一看就知道那些服裝的成本了。”
在沈國鋒的印象中，他們這些“富二代”聚會時，不會有人談品牌，談奢侈品，“會覺得談那些很無聊，你家有多少錢，買得起什么車，在大家心目中很清晰”。而更多是談企業管理，或者最近到哪里去上了個什么培訓班，在他們心目中，這種培訓班對于上學不多的他們才有重要地位，那是錢也難買回的“奢侈品”——“老師都是多年研究此專業的，盡管他們說的100句話可能都是虛張聲勢的，但只要一句話對了，就有很高的價值。”
他上了浙江大學、東華大學和復旦大學的若干個培訓班，還覺得不夠。傅華東推薦給他自己最近上的LP培訓課程，“教你反思自己的內心”。他一聽非常喜悅，開始積極打聽這個班的狀況。
因為過于忙碌，所以唯一給自己放松的辦法是買輛好車，沈國鋒給自己買了輛奧迪新款車，價格130多萬元，“之所以買奧迪，是因為不像別的車那么招搖”。
原驅力:責任感和精英意識
作為唯一的兒子，傅華東的父親從一開始就想培養他當“接班人”，他從學校畢業后，被父親安排進了聯通公司當機站修理工，“他告訴我，要想管人，先得被管理”。修理工一當就是5年，從普通工人升職到班長，“和同事的唯一區別就是，下班我坐自己家的各種豪華車回家”。
等父親覺得他在國企接受了足夠的考驗后，讓他管理兩家自己的企業，那兩家企業成為“鍛煉實驗品”，有一家很快被他弄垮了，“公司里我招聘來的大學生全部辭職的那天，我一個人坐在房間里哭，覺得自己沒盡到責任”。當時家里的企業總資產已經有幾億元，對于傅華東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在父親退休后掌管好這些企業，“那瞬間我明白了父親拿幾家小企業鍛煉我的原因，損失了幾百萬元是小事，重要的是我明白了他的艱難處境”。
“富二代”面臨著和第一代完全不同的處境，他們接手了幾億元資產，并不需要艱難開創局面，可是，他們普遍面對著更嚴重的現實，就是如何把幾億元資產好好掌管下去，讓資產增值。這時候，唯一起作用的就是對交到自己手中的企業的責任心。高德康說，他見過眾多的蕭山的“富二代”，“生活過得比一般人還緊張，主要是他們急于證實自己的價值”。
沈國鋒有3個姐姐，可是父親只想培養他為接班人，開著自己的奧迪，與姐夫在鄉村小路上相遇，他突然感慨，“也許就是我父親對我太寄予希望，所以壓制了姐姐、姐夫的發展，導致他們都成為很平凡的人了”。他們現在全部在他的手下工作。
沈國鋒覺得，要不是父親接班的任務始終約束他，他還不知道會成為什么人。“小時候，我在父親所屬的一家小工廠上班，當時最喜歡的是帶一幫小兄弟出門打架，聽見哪個鄉鎮有厲害人物，我們就上門去打一場。”他說，要不是父親急忙叫他回來一塊兒辦廠，也許他會成為一個黑社會的小頭目。
接班后，才發現表面上風光的企業其實困難重重，由于經營的是紡織等傳統企業，利潤越來越少，“要保證工廠經營下去，畢竟有幾百個人靠著企業吃飯”。中國流傳的老話“富不過三代”特別刺激人，而且刺激的是父子雙方，“不僅我爸爸交給我不一定放心，我自己也不放心，整天在想自己究竟能不能控制企業，保證家族的財產不會貶值”。
蕭山第一代企業家都是苦出身，他們一手創辦大的企業，像是自己的兒子一樣，沈國鋒說:“我爸爸把企業當他的大兒子，他的兒子不能受到任何傷害，相比之下，我倒像外人。所以我接班后的最直接想法，就是企業千萬不能在我手中出錯。”
所以，他的個人生活迅速轉變為企業生活，在辦公樓后設立了一間住房，“基本上以這里當家”。蕭山城里的幾百平方米的住宅總是空著，“最多是應酬的時候用用”。有一次父親讓他去看看蕭山新建好的別墅群，說是不貴，四五百萬元一套，是不是可以買來享受享受，“我去看了，確實環境很好，但轉念一想，城里的房子平時也空著，買別墅不是更空著？”于是轉手買了對面的商住樓，“至少可以當辦公室用”。
有時候，“富二代”接手的不僅是財產，還有麻煩。
陳強本來在當地鄉鎮做干部，父親經營的五金配件企業已經到了幾億元的規模，可是父親為別的企業做擔保，那家企業破產后連累了他們，至少要承受1億元的損失。“父親當年就得了癌癥。”陳強是逼迫自己上臺做了這堆麻煩重重的財產管理者的，“不可能將父親打下的江山棄之不管，唯一的辦法是將企業做活”。他說當時承受的壓力之大，頭發都掉了幾塊——“另一種辦法把企業賣掉，拿著剩下的錢過舒服日子，可是那就成為家族的罪人了。”
與眾不同的精英感成為“富二代”的另一種驅動力。傅麗是另一種類型代表，按照當地傳統，父親將家族企業交給了她的丈夫，丈夫算是上門女婿，“我自己對家族沒什么責任要承擔的”。可她還是從一家鄉鎮醫院院長的職位上下海，“主要是‘富二代’起點高，我接觸到的人都是政府或者銀行的精英，受他們的刺激，你很難安于一份平常的工作”。
她當醫院院長的時候，當時的蕭山市委書記史久武說:“5年后你會成為不平凡的女人。”為了這句話，兩人成了忘年交。她下海后從推銷家具做起，“我們的家具都是銷售給五星級酒店和政府機關的高檔貨”。別的銷售人員不敢敲的門，她都能出入自如，“我的好處是，覺得沒什么值得膽怯的事情”。現在她的最新業務是在海寧開發一塊800畝的土地，“也是和政府打交道”。
喜歡和政府部門打交道做生意，傅麗覺得是“富二代”的典型特征，“他們起點比一般商人高，這些政府官員從前就是他們父輩的朋友，現在又成為他們的朋友，很自然雙方就來往起來了”。沈國鋒也說，“富二代”做企業的好處是，很隨意就能拿到別人拿不到的貸款，“畢竟關系在那里”。
傅麗的丈夫現在還在家族企業勤勞工作，經常要去非洲出差，“那里的五星級賓館往往只有兩天有熱水，去一次回來受罪不少”。傅麗覺得，雖然自己賺錢沒丈夫多，但是已經成為成功的職業經理人的她“成就感比他強多了，我離開家族企業，也能生存得很好”。
“富二代”和“富三代”的不同教育
第一代企業家喜歡回顧自己發家的辛酸史，他們多是從家庭貧困出發，開始奮發圖強。高德康回憶他父親小時候去市場上賣咸菜，“每次掙一飯盒的錢回家”。等他開始做買賣的時候，帶回家的是一麻袋的錢，“帶給整個家族以希望”。那時候，改變貧困家庭在當地人心目中的印象成為最高追求。
41歲的陳德木特別認同這種感受，當年家里窮，特別想著如何“振興家族”，否則也不會從國營工廠辭職，冒險去承包一個小棚子創業了。他說:“人最高的追求就是獲得別人的尊重。”
今天，他的“杰牌”控股集團已經有3億元資產，幾項產品全與頂級的國際企業合作，可是在企業管理上，“我還是希望子承父業”。
盡管孩子還是初中生，“我帶他去韓國，去沙漠，再去歐洲，為他制訂了培養計劃”。去韓國，是培養兒子的志氣，希望他能學習韓國人的奮斗精神;去沙漠，是看那里人怎么在艱苦中創業;而歐洲，則是去盧浮宮看那里的各國珍藏，“告訴他落后就要被別人欺負”。這樣的培訓計劃下，兒子迅速成為學校里的出名人物，“他有國際化的視野嘛”，他有些得意地講述自己兒子甚至比剛到企業工作的大學生都強的故事。
暑假時，兒子又被送到北京一位大學教授家生活，
盡管人人心中都有將家族基業傳承的夢想，但是“富二代”和陳德木他們這樣的第一代已經完全不同了，沈國鋒說：“我父親他們會教育我們要承擔家族事業，要把企業給他管好，可是我不能再這樣教我的孩子了，時代變化這么快，誰知道他們那時候會怎么樣？”
他所說的變化，是蕭山的“富二代”普遍感受時代變化，家族企業到了一定階段，肯定會實行職業經理人制度，而家族也將從直接的管理者，變成股份所有者，那其實才是“富二代”的奮斗目標。沈國鋒說:“我們必須在我們這個階段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那樣整個家族才可能從企業中脫離出來——不可能奢望一個家族代代出現杰出的管理人才。”他心目中的最佳家族，是德國、英國那樣的企業世家，“工廠名字還是他們家族的，但是他們的后代可以完全閑散地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拿股份就可以了”。
有這樣的想法，“富二代”普遍對他們的孩子采取了松散管理，沈國鋒對孩子的唯一要求是他放學后回家，“享受家庭的感覺——畢竟人一生能享受家庭快樂的時間不多”。他讓自己的司機每天去接孩子，不管自己晚上是住工廠還是村里的老房子里，都要孩子和他在一起睡覺。
而陳強的想法，是讓孩子快樂一些，因為他一直在進行股份公司改造，等他的孩子大學畢業的時候，繼承的將是股份，而不是公司，“我希望他快樂，不要像我們一樣，繼承太多錢的同時，也繼承了太多的負擔”。
還沒學會享受的“富二代”
蕭山青年商會成為“富二代”的俱樂部，可是這俱樂部的會所出乎意料地簡單，設立在一家連鎖咖啡店里，幾盒沒人嘗試的雪茄成為會所的點綴。一開始，商會也想搞些紅酒品嘗會之類的活動，但馬上放棄了，會長高德康說:“好像蕭山的‘富二代’特別踏實，對那些時尚雜志鼓吹的東西有免疫力。”
事實上，蕭山的環境也使“富二代”不喜歡那些奢華的表面享受，傅華東說:“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好好做企業，因此覺得那些東西特別沒意思，是表面文章。”他唯一做過的表面文章是給妻子買了卡地亞的戒指，“女人的虛榮心總歸強一些”。
這晚的活動是請醫學博士來講養生，還有上海請來的專家做醫學講座，并且推廣1萬多元一位的基因身體檢查，很有些人報名，并且當場抽血，去做高價的基因測試。高德康說，到了一定階段，確實覺得，“沒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了”。
“富二代”喜歡商會的另一個原因，是這里可以心情舒暢彼此開玩笑，傅華東說:“平時在工廠里，100多名下屬都是我的叔叔伯伯輩，和他們說話要特別當心。在這里，都是最知道彼此煩惱的人，所以很能理解對方的心情。”
“富二代”在自己的企業里普遍要小心做人，蕭山的“富二代”企業的管理模式一般是，父親是董事長，兒子是總經理，按照高德康的說法，“雖然接班人已經確定，可是兒子還要夾著尾巴做人，一般企業里，他們連50%的權力都沒有掌握”。這樣微妙的地位，使他們不可能在自己的企業為所欲為——傅華東說，他唯一消遣煩惱的方式是，在他那間裝修豪華的幾百平方米的辦公室里，“工作，還是工作”。
在商會里，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發泄對上一代的一些情緒，蕭山當地一位買了私人飛機、娶了多個妻子的第一代企業家成為他們的笑話對象，傅華東說:“我們這代人很少有對妻子不忠實的行為，說句庸俗的話，何必讓家庭影響自己的事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