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經濟模式的出現，中產產生的基礎已經發生動搖，原來的中產法則正在被顛覆
孫成已經開始脫發，他才32歲。他的家族并沒有脫發史。與此同時，他覺得自己越來越容易疲憊，免疫力好像也特別低，小病不斷。妻子花很多錢給孫成買蛋白粉、維生素等補品，但都無濟于事。30來歲的孫成像個中年人，毫無活力可言，說話也呈現出越來越少的趨勢。
這可能是他為自己的高薪所付出的代價。孫成在北京一家建筑設計公司上班，每天的工作時間在10個小時以上。5年前從天津大學建筑學院畢業后，孫成很快就在此公司找到了職位。5年下來，他的月收入也由當初的3000多元升到了12000元。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搞建筑設計的孫成至今還沒有自己的房子。孫成說，本來這些年攢了些錢，但家里母親有病，一直沒敢花這些錢。“現在房價這么高，付個首付剛剛好，那母親那邊就顧不上了。”作為獨子的孫成一直處在矛盾之中。他說工作這么多年，最讓他困惑的是：“工資高了，生活卻更難了”。
在中產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這樣的人生設計順理成章：一個上班族年輕的時候收入雖然不多，但隨著資歷的增長，地位和收入都會隨之增加，最后可望以中上階層的身份退休。
但是隨著以數字化、全球化為特征的后工業時代的到來，這一法則正面臨被顛覆的危險。中產階級不再是經濟發展與社會財富的增加的受益者，他們漸漸發現，外面的繁華世界與自己漸行漸遠，財富的增加好像只與少數人有關，自己甚至還因此變得更加拮據。很多人開始覺得：搞不好，自己一生就在中低階層度過了。
中產之路
“中產階級”(Middle Class)一詞，最早出現在近代歐洲，而其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產生，則與18世紀的工業革命有著密切的聯系。早期的中產階級由大小不等的商業和工業資本家構成，他們對財富孜孜以求，借以實現社會地位的提升，這些人被認為是“老式中產階級”的代表。
但是如果要對現代意義上的中產階級形成理出清晰的脈絡，美國無疑是最佳參照。“談論中產階級不可能不談論美國，因為很久以前美國就是一個中產階級社會。”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導師周曉虹認為。周曉虹對中產階級現象曾進行過深入研究，并完成了《全球中產階級報告》和《中國中產階層調查》等著作。
在工業化之前，美國的老式中產階級，包括自由農場主、店主和小企業主，曾占到過總人口的80%。但是，在進入工業化之后，尤其在工業化的早期，一者由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二者由于部分農民和小企業主的破產，工人階級逐漸成為人口的大多數。
“但是，1930年代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美國社會工業化的完成及向后工業社會的轉變，工人階級的人數開始減少，中產階級的人數重新開始回升。”1956年，在美國職業結構中，白領工作者的數量在工業文明史中第一次超過藍領工作者，到1970年，白領工作者與藍領工作者的比例超過了5∶4。
尤為重要的是，在中產階級中，大量出現的不是小農場主、店主和小企業主這些 “老式中產階級”，而是隨著后工業社會的出現日益增多的所謂“新中產階級”，包括專業技術人員、經理階層、學校教師、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以及在商店內部和外部從事推銷工作的人。
在此之后，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和大型壟斷組織的興起，美國白領的總數也從1940年代的1000余萬上升到1970年代的5000萬，1980年白領占全部勞動力的50%以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作者米爾斯認為，白領正是美國中產階級的基本構成因素。
與制造業經濟轉向服務業經濟相伴隨，“科學的日益科層化和腦力勞動的分門別類日益專門化”，使得專業技術人員無論在人數還是在重要性上，都開始取代企業主而居于社會的主導地位。
“同時，經濟增長也在發展中世界造就了一批新興中產階層。”周曉虹說。
在美國和其他也先后進入工業社會或轉向后工業社會的國家和地區，自1950年代以來都開始出現了新中產階級數量不斷增長的趨勢。歐洲是這樣，日本和東亞各國也是這樣。從1955年起每10年舉行一次的“關于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的調查”中，“假設將目前的日本社會分為5個層次，你認為自己屬于哪一層?”結果顯示，日本國民總體選擇“中層”的人數比例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出現了日本“一億總中流” (一億人口全都處于中游水平)的流行說法。10多年后，日本的現象也出現在臺灣、韓國、香港、新加坡這個有“亞洲四小龍”之稱的東亞地區。
“和日本一樣，東亞地區‘新中產階級’的出現和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動，也是這一地區資本主義工業化和向后工業社會轉變的結果。” 周曉虹說。
法則悄然轉變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產階級的的壯大與經濟發展相得益彰、齊頭并進。中產階級希望保護和增加自己的財產，這樣就會形成社會穩定的物質基礎，并由這種物質基礎支撐起良好的道德和社會秩序;而穩定的社會又為經濟的發展提供可能，并產生出更多的中產階級。
但是，這一模式并非一成不變，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隨著新經濟模式的出現，中產階級產生的基礎已經發生動搖。“20世紀的經濟學常識，已經不適用于21世紀了。”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大前研一指出。
普林斯頓的經濟學教授克魯格曼根據統計資料寫了《中產階級美國的終結》一文，引起不小的轟動。克魯格曼說，二三十年前，美國的中產階級占據社會重心位置，可是最近幾年來，經濟增長的收益卻流向了富人階層，而且是富人中的富人階層。從1979年到1997年，1%的家庭的稅后收入增加了157%。在這1%的家庭中的1%的收入等于社會底層2000萬人家的收入總和。
最近調查發現，在美國，年收入2.5～7.5萬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減少，但2.5萬美元以下和7.5萬美元以上的兩個族群都在增加。從1989年到2003年，美國中產階級家庭負債增加了75%，在個人破產案中，中產階級竟高達92%。
倫敦經濟學院社會學教授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 Sennett)在其著作《新資本主義文化》一書中也談到了“窘迫的歐美中產階級”問題。他認為，由于新經濟的影響，在美國，處于五等分中間20%的中層收入比15年前幾乎好不了多少。盡管房產升值了，但這筆資產很難作為普通收入進行評估;為了拉動消費，美國和英國中等收入家庭一直在堆積債務，而歐洲的中產階級也好不到哪里去。
無獨有偶。號稱有1億中產階級的日本，也在發生類似的轉變。經濟學家大前研一20年來一直跟蹤日本社會結構的變化，他發現，假設以一個人年平均收入600萬日元為標準，超過1000萬日元為上層階層，600～1000萬日元為中上層階層，300～600萬為中低層階層，300萬日元以下為低層階層，日本的中低層階層和低層階層人數明顯增加，上層階層也微微增加，但是在中段的中上層階層卻大為減少。尤其中低層以下竟在全體人口中占了近8成(78.9%)。
“這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來說，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信息。”大前研一認為。據此，他總結現在日本已經進入了所謂“M”型社會。
所謂的M型社會，指的是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富者在數字世界中，大賺全世界的錢，財富快速攀升;另一方面，隨著資源重新分配，中產階級因失去競爭力，而淪落到中下階層，整個社會的財富分配，在中間這塊，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的字型一樣，整個世界分成了三塊，左邊的窮人變多，右邊的富人也變多，但是中間這塊，就忽然陷下去，然后不見了。
中產的中國困境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曾經說過：“全球化的特點之一，就是各種‘問題’的全球化”。實際上，“M”型社會的特征已在中國出現。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的一項研究則提出了一個有關中等收入者的標準，即將家庭年收入5.37～16萬元、個人年收入3.4～10萬元作為中等收入者的標準。這項研究認為，以這個標準來衡量，目前的中等收入者占全國總人口的7%左右，大約有1億人口符合這個標準。
但是，學者們制定的中產標準正面臨一個尷尬的出境，即大多數處于這個收入水平的人并不承認自己是中產階級，而背后的原因絕非因為謙虛。
2006年年5月，英國《金融時報》記者魏城曾經在北京、上海、重慶、青島、濟南等幾個大中城市，專門調查中國的中產階級問題。“然而，在與50多位至少在我看來屬于‘中產’ 的白領、雜領或金領人士交談之后，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反而越來越糊涂了。”魏城在其文章中說，他的大部分受訪者都不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級。
“我想沒有哪個中產階級會像我這樣迫于生計吧?”在回答“你覺得自己是否屬于中產階級”時，孫成這樣反問。當學歷不再是工作的保證，當薪資增長被通貨膨脹和繁瑣的支出稀釋，當房價占據了大部分的收入比重，中國的中產們發現，保住所謂中產階層的地位并不容易。
社會評論家童大煥認為，這一代中產階層中不少人因為上學耗盡了家中的財力，因此，一個大家庭的負擔基本上壓在了一兩個人身上。以每月稅后8000元收入為例，扣除銀行3000多元的按揭款、物業管理費、水電費、電話費和上網費，以及日常諸多的其他消費，每個月再給年邁父母寄些贍養費，實際所剩無幾。從社會底層跨入中產很難，但要從中產滑入底層卻非常簡單，只需要失業、單位效益下降，或者家庭成員生病就可以了。
“過去幾年中，這個社會階層正日益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同時背負著房價飛漲、醫藥費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說。他認為，在近年來出臺的調節貧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中產階層有可能成為調節貧富差距的犧牲品。調節貧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規范收入分配、強化稅收調節。而中產階層的收入往往是規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現一種可能性，即富人群體因為收入高度非規范化而脫避調控時，中產階層卻成為稅收調節的主要對象。此外，在諸如不久的將來可能開征的物業稅、燃油稅等調控措施中，中產階層都可能會首當其沖。
中國的中產現在與世界看齊了，或更富，或向下 沉淪。 張邦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