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資本化的個人價值
如果說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體現了國家資本能力的核心資源與硬件基礎，那么民間資本家的冒險精神則為這個資本舞臺提供了充實的題材與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國家資本化的價值鏈上，他們就像神奇的催化劑，把未來的價值變為今天的資本，用今天的資本創造未來的價值。他們的故事同樣是國家資本能力的一部分。
沈南鵬就是這樣一個人。
沈南鵬不僅是紅杉中國基金的創始及執行合伙人，也是攜程網和如家連鎖酒店的創始人之一，而后者更為人所熟知。他個人也在早期投資了分眾傳媒和易居中國——另兩家在美國上市的超過10億美元市值的中國企業。目前，沈南鵬和他20余人的團隊每周都會接觸30多家創業期和增長期的公司，一年下來就有1500家之多，沈南鵬會選擇其中的近20余家進行股權投資。紅杉是美國最知名的風險投資基金，在它的扶助下蘋果電腦、甲骨文、谷歌、雅虎、思科、EA已經成為今天的商業帝國，這些偉大的公司使美國經濟繼續成為世界的火車頭，而沈南鵬的夢想，則是在中國內地延續這項光榮的傳統。
“創辦和做大一家企業，傳統的方法是通過盈利滾動發展，但是如果處于市場的爆發期，企業必須迅速擴張、規模化，這就需要大量的資金，而現在中國的金融機構不太可能給予這些處于增長期的企業提供足夠的資本。”沈南鵬對本刊記者說。根據企業與資本的關系，沈南鵬將企業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創業期、增長期和上市賣出期。“在美國，風險投資基金與股權基金主要參與這一鏈條的兩端，即創業期和賣出期，銀行參與相當部分增長期的融資;但在中國，商業銀行很少愿意介入這一階段。”沈南鵬說。他對國內商業銀行的“有色眼鏡”表示理解，“在國內國有企業往往具有更好的信用、更規范的審計以及壟斷性的資源，而這些都是增長期的民營企業所缺乏的。銀行從控制風險的角度有它自己的立場”。
而沈南鵬主要選擇的對象就是創業期與增長期的私營企業。自2005年以來，紅杉中國已經投資了40余家企業，行業分布廣泛，既包括傳統的制造、能源也包括消費服務和產品、媒體和互聯網。“在美國，我們的‘火力’可能會更集中，但中國很多行業都在起步階段，哪里都是機會。開個玩笑，在國內，我們與黑石的區別，僅僅在于他們單一投資的支票可能比我們更大而已。”沈南鵬說。去年，紅杉中國投資的文思軟件與亞洲傳媒已經分別在紐約和日本上市。
這個當年上海少年數學神童，骨子里更多地保留了上海老派資本家的精明與冒險精神。上世紀80年代，沈從上海交大數學系畢業后去美國耶魯商學院讀MBA。“因為我在美國的第一站是紐約。如果當時去的是得克薩斯或者加州，那么我肯定不會是現在的樣子。在紐約這個世界金融中心的氛圍下，大家談論的都是經濟、股票，我自然也就跟著關注資本市場了。于是我從最初的數學系轉到了MBA，也就這樣‘隨大流兒’地進入到了華爾街。談不上幸運，我仍然很羨慕我原來那些仍在做科研的同學。”沈南鵬說。
1992年，24歲的沈南鵬畢業后進入了紐約花旗銀行總部，起初做普通的投資銀行工作，關注的是拉美證券及衍生產品。默默無聞的兩年后，情況突然發生了改變，由于中國經濟形勢持續看好，開始有第一批企業海外上市，有中國背景的證券業者格外吃香。“1994年去雷曼之前，我接到了幾個投資銀行的Offer(工作邀請)，那種感覺真是完全不一樣了。”之后沈南鵬出任了德意志銀行的中國資本市場主管，其間，沈最引以為豪的是幫助中國財政部成功發行了5億馬克債券和多家中國企業發債上市。
直到1999年，沈南鵬選擇與梁建章、季琦創辦攜程網，他的職業生涯有了180度的大轉彎。“可能很少有人像我這樣，在做了8年的投行后又做了五六年的經營者，這樣的經歷非常獨特。”沈南鵬說，他能以資本市場和創業者的雙重角度考慮投資項目，這使他感覺到可以了解談判桌兩邊的立場。沈南鵬說，他不知道還有什么工作能讓他如此“Enjoy”。
國家“煉金術”
與沈南鵬早期經歷相似，現任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同樣是研究自然科學出身，同樣在上世紀90年代進入華爾街工作。祁斌曾供職于法國巴黎銀行、高盛銀行，先后在紐約、倫敦等地從事一級市場、二級市場、資產管理和風險投資等業務。與沈南鵬不同的是，2000年祁斌回國后加入了中國證監會，歷任戰略規劃委員、基金監管部副主任。
在華爾街工作之初，祁斌強烈感受到，資本市場這個觸角遍及全球各地的金融樞紐是在怎樣永不停息地推動著世界經濟不斷向前發展。他一直希望找到一本關于華爾街歷史的書，以希望能夠以美國資本市場的經驗為“匆匆前行的中國提供一個歷史參照”。2004年，祁斌翻譯完成了美國經濟歷史學家約翰·戈登的《偉大的博弈》。祁斌在這本書的序言中寫道：“亞當·斯密在1776年提出了‘看不見的手’的概念，為自由市場經濟提供了樸素而深刻的理論基礎，而資本市場的出現將這一概念大大深化和拓展了……借助這個市場，人類社會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實現了更高的資源配置效率。在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金融體系資源配置的效率，對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有重大的影響。”
今年1月，成立16年以來中國證監會首次推出了《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報告》，不僅回顧了近30年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歷程，強調了資本市場的國家戰略意義，同時明確了至2020年中國發展資本市場的兩項戰略目標:成為公正、透明、高效的市場，為中國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做出重要貢獻;成為更加開放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市場，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報告”寫作組組長祁斌認為，“在世界的東方，中國資本市場完全有可能成長為國際資本市場體系中重要的一極，并通過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協同發展，成就一個大國經濟的崛起”。
依托于強大的資本市場，社會的資本化才能進入更深層，國家資本能力才有可能獲得進一步提升。耶魯大學教授經濟學家陳志武將一個國家的資本化分為四個層次:土地、礦產資源產權化、票據化;政府未來收入流的證券化;企業未來收入流的證券化;個人、家庭收入的證券化以及為此服務的信用體系和現代金融工具。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將可以把“價值”在不同空間和不同的時間之間進行交換。
歷史上，中國社會長期以勞動力為核心因素驅動社會進步，反而忽視資本能力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看，金融治國與資本富民的理念十分薄弱。
陳志武的研究發現，從康熙中葉開始，每年財政盈余約白銀500萬兩，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結余在1000萬兩左右。鴉片戰爭之前的年度財政盈余也超過500萬兩，到鴉片戰爭后的1847年，財政結余為380萬兩。甲午戰爭前的1893年，國家財政結余高達760萬兩。“這些數據說明，雖然按照傳統儒家理財觀念看晚清的結余可能還太少，但當時的經濟國策從根本上講極其荒謬:在兩次鴉片戰爭都失敗同時又面對日本的威脅下，朝廷不僅不想法把未來的收入透支來加速發展國力，反倒還一心放在‘節流’上，只想到往國庫多存錢。結果是國力相對其他國家繼續衰退。”陳志武對本刊記者說。而同一時期的英國則通過發行國債建立了橫行世界的艦隊，以創立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東印度公司)開發殖民地。“在1896年之前的兩個半世紀，清朝的財政基本都健康，少有赤字，按傳統的標準那時的中國應該很強盛。但實際的結果是它不堪一擊，清朝很快垮了，守財喪命。”陳志武分析。
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之后，以包產到戶和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市場激勵使中國經濟在上世紀80年代快速增長，那時的增長是粗放式的，不需要金融的太多幫助，只需要政府退出經濟管制并解放個人的創業權利，讓市場發揮作用即可。1981年啟動國債，政府開始把一小部分未來財政收入提前到當時花，當年共發行121億元的國債和外債，相當于那時政府全年開支的9%左右。“但不管規模大不大，對于一個習慣于反對‘借錢花’的社會來說，啟動國債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大的觀念沖擊。”陳志武說。
陳志武認為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一個“有財富但沒有資本的社會”。土地、自然資源為國有且不能出讓使用權，不具備資本價值;企業為國有、集體所有，它們的財產和未來收入流也不可以交易，不能買賣，更何況這些產權也沒清楚界定過;而公民作為社會主義大機器中的“螺絲釘”，個人的勞動力與智慧也屬于國有財產，所以公民未來勞動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據化。而30年來，中國不斷將以上三種資源做漸進的資本化操作，已為社會提供了大量資本。
“雖然過去10余年的資本化改革已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提供了關鍵性的推動力，未來的持續增長還只能靠更多資產、更多收入流的資本化。只有進一步的資本化，才會給內需增長提供動力，才會有個人創業、創新所需要的資本支持。”陳志武說，“只有增加公民的財產性收入，才可能讓公民分享到社會進步，進一步釋放消費能力，完成社會發展模式的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