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街巷的騎手、長夜奔波的網約車司機、連接醫患雙方的陪診師、屏幕前吆喝的網絡主播……近年來，新就業群體活躍在城市各行各業，服務著市民線上線下的生活。靈活就業帶來新機遇的背后，新就業群體也面臨保障配套、行業規范、收入與成長等諸多難題。記者走訪一線，記錄真實工作場景，傾聽從業者心聲，探尋新業態發展亟待補齊的現實短板。
權益之困 看得見的現實保障短板
午后，西四環外石景山區，閃購騎手孫恩熙握緊車把，穿梭在樓宇之間趕送訂單。行至一處封閉式小區門口，他緩緩停下電動自行車，眉頭不由得皺了起來。按照小區規定，配送電動自行車一律不能進院。這片社區占地很大，樓棟錯落分散，他只能鎖好電動自行車，拎著手里待配送的藥品，快步朝小區深處走去。
“就這種大院，徒步進去再走出來，一趟就要十幾分鐘。”孫恩熙擦了擦額頭滲出的汗珠，語氣帶著無奈，“路上耗太久，訂單很容易超時，接單收入都會受影響。這類封閉式小區在北京有不少，最讓人頭疼。”常年奔走于大街小巷，孫恩熙和身邊的騎手工友，總是被這道難題絆住腳步。“我見過個別小區配備了公用自行車，專供騎手院內接駁，特別實用。”他希望更多大型社區可以投放這類短途代步工具，只需用小小的便民舉措，就能為他們省下長距離的步行時間。
網約車司機面臨的保障短板則更為真切——午夜12點，馬永強緩緩把車停靠路邊，解下領帶，舒出一口氣。來北京近二十年的他，每天上午11點出車，一直要工作到深夜，平均每天跑20單左右，日流水額五六百元。可觀的流水背后，扣除租車、充電、吃飯、租房等各項開支，每月實際到手只有約七千元。“最希望的就是抽成比例小一些。”他說，平臺當前抽成大約20%，“賺100元就有差不多20元給到平臺”，他期待抽成能調到10%至15%；另一方面，網約車行業流動性比較大，不少同行沒有社保。他建議平臺可以試點為長期穩定從業的“全職司機”繳納社保，“每月流水過萬元、連續干滿半年或者一年，是不是就可以考慮？”
“之前連著高強度的直播之后，身體生了病，光治療就花了大幾千元。”24歲的主播一帆，剛畢業一年，目前每天固定排班直播4小時，每周直播24小時，每個月收入7000元至10000元。她很慶幸，自己的公司為主播繳納了“五險”。但她認識的一些主播，權益保障卻參差不齊。“有的公司對新人主播缺少專業化系統培訓，還有的不給主播繳納社保……”
身份之惑 看不見的職業認同難題
上午9點，北京一家三甲醫院門診大廳。來往的人流之間，陪診師李熙寧步履匆匆，她一邊留意著身旁患者的狀態，一邊核對掛號、檢查的流程。如今，陪診師漸漸走進大眾視野，但這份職業至今沒有正式“名分”，缺少統一從業標準，資質體系缺位，有從業者自嘲，連“自己算什么職業”都說不清楚。
“太需要一個權威資質認證了。”李熙寧一邊整理手中患者的病歷資料，一邊道出內心的感慨。從前她在外資企業從事醫療耗材業務，常年和醫院打交道，那時候就總有親朋托她到醫院代取報告、咨詢問診流程。加上父母年邁，常常出入醫院，她越發意識到陪診服務的現實意義。去年年底，她通過和平里街道創辦的“陪診師之家”轉行進入陪診賽道。
扎進這個行業，現實難題卻擺在眼前：陪診熱度越來越高，不少人都想來做這一行，但沒有國家職業資格認證，培訓機構遍地開花，從業者良莠不齊。這也導致陪診師的身份容易受到質疑，她和同事甚至經歷過被醫院保安當作“號販子”攔在門外。
患者也會陷入“想找人、不敢找人、不會選人”的尷尬。李熙寧陪診過的一名帶狀皰疹患者，一開始尋找服務時，陷在網絡海量信息里，分不清孰真孰假，反復比對之后，患者還是沖著有街道背書，才敢放心下單，前后找李熙寧完成了四次陪診。“客戶愿意選擇有官方背書的服務，本質就是想要一份安全感。”李熙寧說，如果能夠建立起統一的資質認證，就可以有標準化的考核，淘汰投機者，留住真正有能力的從業者。
“什么時候能換一個穩定工作？”一帆最怕的，就是家人嘴里蹦出的這句話。盡管她工作和收入相對穩定，但在家人眼中，主播依舊算不上是一份“正經工作”。家人時常打來電話，閑聊之間，總會詢問她能不能再換個工作。每當聽到這樣的問題，她內心都五味雜陳。
即使像主播這樣的新行業早已“轉正”，成了新職業，要獲得社會層面，哪怕是家人的尊重認可，也還需要時間。
對于穿梭于城市的網約車司機、騎手等群體而言，同樣渴求社會的理解與認可。“總能見到各種人，有的乘客對我們很客氣，有的上車后就擺出一副架子，指這兒指那兒。”馬永強說，有乘客出行時間規劃不合理，遭遇堵車等因素后，就認為是司機開車原因耽誤了時間，反手就給投訴。每當這種時刻，他就感到憋屈，但為了賺錢養家，“只有忍著，回頭再申訴。”
前路之盼 從收入預期到職業發展
“我扛過了入行最難的時候。”粉絲近50萬的網絡主播唐一白，對行業的辛苦和收入波動，有著切身體會。如今，她每周開播一次，單場直播持續六七個小時。在她看來，收入不穩定是主播行業的最大痛點。從2023年踏入主播行業，她在約一年半時間里，收入都是起伏不定的狀態；直至2025年初，收入才逐步穩定。這也是絕大多數主播的共同經歷：入行容易，卻必須盡力熬過漫長的摸索期。
“播就有錢，不播就沒有錢。”相比唐一白，不少“小主播”的收入并不樂觀，甚至不敢生病。“朋友常跟我說，做主播不敢休息。”一帆有個朋友同樣是網絡主播。一次，朋友在做大品牌直播前突發低燒、渾身乏力，但公司內部的直播排班已經確定，沒有替補主播頂上，于是只有咬牙扛了下來。“下播后，她就直接癱倒了。”而業內一些小規模、小體量的公司，主播甚至沒有底薪，收入主要依靠直播的提成決定。
看起來“多勞多得，少勞少得”，新就業群體的收入還與一些“看不見”的因素相關。馬永強說，在城市中奔波，稍不注意就可能因停靠的路段或位置不當被罰款，“剛入行時，因為路線不太熟，有一個月，光違章就損失了幾百元。”此外，不論騎手還是網約車司機，在平臺系統中的信用分，都會變相影響他們的收入。“最怕的就是差評。”有騎手表示，盡管平臺的考核已有所優化，但每天擔心的，仍是超時或者被顧客打差評，“只要有一趟超時、一個差評，就感覺一天白干了。”
除了收入更穩定，許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希望，自己所處的行業能更規范完善，擁有更踏實的職業保障。“當下，陪診師未被納入《國家職業分類大典》，自然也沒有對應的責任保險和職業保障。”陪醫無憂首席服務官高峙屾認為，只有推動職業資格認證落地，明確陪診師的職業身份，保險公司才能開發專屬責任保險，既可以幫從業者分擔工作風險，還能通過保險理賠機制完成市場篩選，倒逼行業優勝劣汰。一帆已經看到行業較大的流動性，也是吃“青春飯”。“這份工作讓我現在過得不錯，但我不敢指望它可以保障我以后的生活。”在做主播的同時，她開始計劃積累選品、腳本撰寫等能力，未來向運營、選品、帶教等幕后崗位轉型。
來源：《北京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