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上學術之路，和我的父母有關。他們是新中國最早的大學畢業生，讀的是中文系。這對我有潛移默化的影響。50年前我在東北插隊的時候，身上帶著《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國家與革命》《魯迅文選》等書籍，一邊勞動，一邊自學，在鄉下度過了難忘的日子。1977年參加高考后，我去了大連一所師范學校讀書，在那里遇到了葉德浴先生。他是著名的魯迅研究專家，也成了我進入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引路人。不久后，我在沈陽師范學院中文系又學習多年，隨王忠舜、高擎洲先生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受到系統訓練。碩士論文研究的是巴金作品，行文中帶有較濃厚的康德主義氣息。多篇論文很快發表在《文學評論》《當代文藝思潮》《當代作家評論》等雜志上，也由此找到了可以安置內心的園地。

我對學術產生興趣，主要源于對知識的好奇心。我在學習中不斷糾正先前的觀念，也在探討文學史與學術史的過程中，愈發意識到更新知識結構的重要性。如此說來，讀書也是在解決自己的問題。比如怎樣擺脫教條主義，如何除舊布新，這既是學界的話題，也是自我成長的話題。總結起來，我從事的工作，一直存在著不斷外求和內省的過程。

　　1988年，我被分配到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研究室的前輩都很有學問，他們不喜空談，注重考據，本于事實。在李何林先生帶領下，研究室思想活躍、學術氛圍濃厚。魯迅研究涉及文藝思潮、翻譯思想、文章學、歷史學、金石學、民俗學、藝術史等領域。我以前比較關注魯迅的文學創作和雜文寫作的現實情懷。到了博物館，發現僅僅從文學角度理解魯迅，有時不得要領，便開始補課，學習古代文化知識和域外藝術史。博物館還有一項重要工作，是面向大眾的基礎研究。受此影響，我用力最多的，是為青年寫一些普及讀本，所寫《魯迅與周作人》《魯迅與胡適》等書，都力圖客觀展示五四前后的文化史。

我后來主持魯迅博物館工作的時候，學術理念略有變化。在前輩的啟發下，提出“三個中心、一個園地”的主張，即建設魯迅研究中心、魯迅生平展示中心、魯迅研究資料中心和作家活動園地。那時候策劃了不少展覽和學術研討會，與當代作家的互動也成為常態，有時候還參加近現代文物鑒定工作，我的研究也圍繞這些領域繼續拓展。

2009年我調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被任命為院長。這是我學術工作的一個轉折點，將研究轉向更深的領域。因為面對多個二級學科，思考問題就不能陷在自己的專業里。中國人民大學舉辦過多次世界漢學大會，一些學術活動與古代文學、博物館學、比較文學、文獻學有所交叉。在多學科的互動里，我意識到現代文學研究開拓空間的重要性，教學與科研當與文學創作結合起來。在學校支持下，文學院設立古典學、創造性寫作的自設的二級學科，漸漸拓展了知識空間。

大學教書也強化了我學術思考的系統性。“民國文學課”，就是多年的文學史研究的心得，所寫《當代文藝思潮中的康德之影》《從京派到新京派》等論文，都比過去的研究多了一些歷史感，將哲學、教育學、美學元素滲入到現當代的文學作品思考中。而魯迅研究方面，也比先前略有深化。一是用多年時間梳理了魯迅與傳統學術的聯系，有《魯迅與國學》一書行世；二是撰寫《魯迅與俄國》一書，力圖在世界文學層面思考現代作家的知識來源和思想背景；三是推出《魯迅憂思錄》《魯迅遺風錄》等書，力求立體化思考魯迅的思想。與博物館時期的寫作不同，學院式的思考，要尋找規律和思想的可能性。一個研究文學的人，本身也該是個寫文章的人。對我來說，文學研究與散文寫作是相得益彰的。我曾在《收獲》《十月》開過專欄，力求做到學術的隨筆化和隨筆的學術化。

我一直覺得，學術研究要敢于面對一些難題，從不被人注意的存在中尋找精神價值的亮點。中國現當代思想文化、文學藝術的發展，與五四那代學人、作家有著或隱或顯的繼承關系。在振興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下，探討五四學人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些年與許多學生一起關注新學與舊學之關系，并到博物館現場教學，考察新文化如何繼承了傳統有意味的元素，從多學科視角重新審視魯迅對傳統文化的現代重構，立體地體現了“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的思想。這已經取得了一些效果。

打通古今，其實也要有鮮活的當下意識，這是我與學生經常討論的問題。比如學術論文如何建立問題意識，有些是讀書的結果，有些是現實啟示。如果把這兩種經驗匯合起來，則會捕捉到解決現實難題的思路。我最近在《北京大學學報》發表的《京派文論的趣味主義》一文，就是討論文風問題。有感于目前大學的一些學術八股，探討述學文體的“思”與“詩”結合的可能。無論是學術文章還是批評文章，怎樣言之有物，且含有智性與趣味，五四那代人早有所示范。今天的學子要寫出好的文章，魯迅、朱光潛、顧隨等人帶來的啟示都值得珍視。

顯然，學術研究是沒有終點的跋涉，其間會遇到許多難題，也要意識到自身的限度。人應當承認自己的有限性，但又須不斷克服偏見，對于精神生活有無限的神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前輩學者，形成了一個很好的傳統，那就是有一種使命感。許多前輩的文章是有溫度的，在發現問題、追問問題過程中，保持了思想的清醒。

我感到，從事文學研究的人，視野要寬一點，趣味要廣一點，應在多個維度里出出進進。文學研究離不開文學批評，它是文學史寫作的基礎。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除了現代文學研究，我還寫了大量文學批評文章，出版過《革命時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閑錄》《張中行別傳》《當代作家別論》等著作。這個過程，構成了與當代文學的對話。一方面將五四那代人的心得融入當下語境里，另一方面又在當下經驗中深化了對于文學史的認識。文學研究者的任務之一，是發現和銜接那些中斷的文脈，并為文化的進步提供資源。這種工作看似枯燥，而我樂在其中。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