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人工智能作為引領時代變革的關鍵技術，正在重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國際競爭格局，蘊藏著造福全人類的巨大潛能。與此同時，人工智能發展也帶來一系列深層次的全球性難題，發展紅利分配失衡、地緣博弈干擾合作、安全風險內外交織、價值導向面臨挑戰。
習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開幕式上的主旨講話中指出，各國應當秉持以人為本、向上向善理念，讓人工智能成為促進共同繁榮、維護共同安全的一個重要動力源，攜手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這為國際社會攜手克服困難障礙和應對風險挑戰、推進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指明了努力方向。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臨現實困境
南北鴻溝阻礙人工智能普惠發展。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與資源掌控，是加劇全球智能鴻溝、催生“強者愈強、弱者愈弱”馬太效應的關鍵原因。少數發達國家憑借先發優勢，在人工智能核心算法、高端算力、關鍵數據資源領域構筑起壟斷高墻，形成“技術輸出—標準控制—利益獨占”的閉環體系。發達國家和大型科技平臺通過控制數據流動與算法邏輯，將全球范圍內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數據資源轉化為資本積累的工具，而數據生產國自身卻無法分享由此產生的經濟紅利，陷入“數據紅利外流、數據安全承壓”的困境。
冷戰思維干擾人工智能國際合作。人工智能的影響無遠弗屆，與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一樣，都是需要國際社會通力合作、攜手應對的全球性議題。然而，個別國家出于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考慮，將人工智能異化為推行科技霸權的工具，大搞“小院高墻”、陣營對抗，在芯片、算力、大模型等關鍵領域構建排他性技術陣營，試圖將技術優勢轉化為地緣政治籌碼。這種基于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心態的做法人為割裂全球人工智能創新鏈條，破壞全球人工智能分工體系，加劇全球人工智能技術體系和治理規則的碎片化。這不僅阻礙全球創新資源的優化配置，也將進一步擠壓廣大發展中國家融入智能浪潮的空間，加劇全球發展失衡。
雙重風險考驗人工智能領域安全。人工智能領域的安全風險可以劃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內生性風險。人工智能存在大模型幻覺、算法偏見、系統漏洞等內在缺陷，加之技術迭代速度快于風險識別能力，一旦人工智能系統自身運行失序，將帶來決策錯誤、社會擾動等一系列問題。二是外溢性風險。人工智能特別是大模型的快速發展使得技術可及性不斷提升，恐怖組織、跨國犯罪集團等非國家行為體能夠通過開源模型、商用API（應用程序編程接口）等低門檻渠道獲取技術能力，進而利用人工智能實施深度偽造、開展網絡攻擊、制造危險物品，形成跨國界的新型安全威脅。各國風險防控和監管能力參差不齊，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缺乏有效的技術監測和風險處置手段，容易成為人工智能濫用風險的薄弱環節。
“技術至上”挑戰人工智能倫理規范。同其他任何技術一樣，人工智能技術本身是中性的，但其應用選擇會帶來截然不同的社會后果。人工智能既可以被用于賦能千行百業、增進人類福祉，也可能被用于推行算法歧視、侵犯個人隱私。人類的價值導向和倫理規范，是確保“智能向善”的關鍵所在。在資本邏輯與技術至上主義的雙重裹挾下，部分發達國家的人工智能研發與應用過度追求效率提升、利潤增長和技術突破，而忽視人的價值關懷、社會倫理堅守和公共利益維護，算法歧視、數據濫用、隱私泄露、深度偽造等倫理失范問題頻發。這種價值偏差更通過技術輸出、規則滲透等方式，進一步加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困境。例如，將帶有倫理偏差的算法模型向外輸出，加劇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歧視問題，令技術普惠異化為“技術特權”。在更深的意義上，人工智能倫理還關乎人類對人工智能的主導權和控制權問題。只有國際社會就有關人工智能的倫理準則達成基本共識，才能確保人工智能始終作為服務人類的工具，而不是凌駕于人類之上的力量。
以中國方案推進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始終致力于做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從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到推動聯合國大會協商一致通過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決議，從發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設普惠計劃》和《“人工智能+”國際合作倡議》到倡議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中國全方位推動人工智能治理走深走實。基于這些中國方案，國際社會應攜起手來持續推進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推動人工智能朝著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的方向發展。
彌合南北鴻溝，推動全球人工智能普惠發展。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能力建設是人工智能普惠發展的長效支撐。正如聯合國副秘書長、秘書長數字和新興技術特使吉爾所指出的，人工智能本身無法彌合鴻溝；人工智能的益處只會惠及那些已具備相應機構、技能和數據的地區，而在缺乏這些條件的地區，同一項技術反而可能導致工人失業，從而加劇不平等。當前，國際社會尚未形成專門面向人工智能的長期性、制度化支持渠道，發展中國家往往難以突破高昂研發投入與基礎設施建設成本的制約，技術自給能力有限。為此，應當有針對性地幫助廣大全球南方國家強化能力建設，助力其構建適配本國發展階段的人工智能發展體系，筑牢自主發展根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上，中國宣布將面向發展中國家提供5000個人工智能專題研修培訓名額等一系列安排，正是支持全球人工智能發展、推進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設的務實舉措。
超越零和博弈，促進人工智能國際合作有序開展。協調人工智能利益攸關方之間的復雜互動，克服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等障礙分歧，是當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臨的關鍵問題和挑戰。中國和美國作為全球人工智能代表性大國，理應在這方面作出表率和貢獻。今年5月，中美兩國元首在會晤中同意將“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作為兩國關系新定位。這也應當是中美處理人工智能領域關系的根本遵循，兩國應明確底線、管控分歧、保持交流、推進合作。同時，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切實發揮聯合國的重要作用，在聯合國框架下推動形成具有廣泛共識的全球治理目標和準則。
立足共同安全，筑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線。中國始終認為，要高度重視人工智能引發的各類內生和衍生風險，推動構建法律法規、技術監測、風險預警、應急響應體系，筑牢安全底線，防范濫用惡用，確保人工智能始終處于人類控制之下。具體而言，一是要區分內生性風險和外溢性風險，分類精準施策。對于內生性風險，主要通過推動技術完善、強化行業監管來應對，同時要客觀看待各種模型的各自風險，避免片面歸責；對于外溢性風險，主要通過加強信息溝通共享和跨國監管合作來控制，可以借鑒國際核不擴散制度探討建立相關合作機制。二是要堅持共同安全原則，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反對把本國安全凌駕于他國安全之上的做法。三是要統籌發展和安全，反對在人工智能領域泛化國家安全概念、以“安全”為由限制乃至剝奪他國發展人工智能合法權利的做法。
秉持“智能向善”，健全人工智能倫理規范。“智能向善”是人工智能發展的價值內核，必須把人的主體地位擺在重要位置，以全人類共同價值塑造人工智能的價值觀。應當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所提出的以人為本、倫理先行等原則為依歸，推動人工智能回歸服務人類共同福祉的本質，消弭技術異化風險。一是依托世界互聯網大會組織等多邊平臺，開展常態化倫理對話，整合各國價值理念和倫理智慧，形成兼具普遍性與包容性的全球倫理共識。二是將倫理審查嵌入技術研發、應用全流程，構建跨國家、跨領域倫理監督與問責體系，對算法歧視、數據濫用等失范行為強化約束。三是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推動不同文化傳統下的倫理智慧交流互鑒，實現價值共享與文明包容的有機統一。
作者：廖凡，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
來源：《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