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國科技網

    10年前，陳宜瑜出任以支持基礎研究為首要職責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

    彼時的中國，正處于轉型發展的關節點，各種考驗不期而至。對陳宜瑜來說，當時最大的挑戰是，人們對基礎研究及其規律的認識有偏差，“談基礎研究不要總是羞羞答答”、“別拿基礎研究不當飯吃”，這些話他當年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曾反復提及。他說，認識不改變，作為創新源頭的基礎研究很難有大發展。

    “2003年黨的十六大提出科學發展觀以來的這10年，是基礎研究的春天，是科學基金的黃金發展期。”十八大會議間隙，已經是第四次作為代表參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陳宜瑜在接受科技日報專訪時感慨。

    他介紹，科學基金2012年財政撥款150.03億元，是2003年的20.49億元的7倍多；年均增長率超過27%，而這一增速在國內科技計劃以及世界各國科學資助機構中處于領先位置，科學基金作為國家支持基礎研究主渠道的作用更加凸顯。

    與此同時，科學基金已成形的研究項目、人才項目和環境條件項目三個系列的資助格局，實現了對基礎研究資助的全面布局，為繁榮基礎研究、建設創新型國家做出了重要貢獻。僅以人才培養為例：2003—2012年，以35歲以下青年科學家為資助對象的青年科學基金共資助56907人，資助總額約125億元；以造就拔尖創新人才為目標的杰出青年科學基金共資助1591人，資助總額26.4億元；創新研究群體科學基金資助了437個團隊，資助金額21.4億元，凝聚了一批沖擊世界科學前沿的“突擊隊”；地區科學基金共資助9234項，資助金額32.9億元，扶植了地區一批優秀人才，促進了區域創新能力建設。

    科學發展觀推動對基礎研究認識的兩大變化

    陳宜瑜說，這10年他感觸最深的是，從中央到地方，對基礎研究及其規律的認識有了重大變化。

    在科學發展觀提出后不久，陳宜瑜在媒體發表署名文章《科學呼喚科學發展觀》，他認為，科學本身也存在發展觀問題，即：如何正確認識基礎研究及其規律，基礎研究本身如何找準自己的位置，修正和完善自己的道路和目標。

    當時，社會上對基礎研究發展具有自由探索和國家需求導向的“雙力驅動”特征認識不足，認為基礎研究是科學家完全憑自己的興趣在干活。同時，因為不能全面認識基礎研究厚積薄發的規律，片面追求簡單可量化的政績，導致很多人在談到基礎研究時，總是羞羞答答。

    “科學發展觀提出后，情況有所好轉。”作為支持基礎研究主渠道的科學基金的掌門人，陳宜瑜總是利用各種方式推動社會對基礎研究的重視和投入。“但開始的時候阻力很大。”他回憶。

    時間到了2005年。當時廣東的經濟已經非常發達，但面臨未來地方經濟靠什么發展的抉擇。“那時候我們與廣東省商量，能不能共同成立個聯合基金，吸引全國的科學家圍繞廣東省的戰略需求開展基礎研究，以增強科技創新對廣東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力度。盡管我們一拍即合，但那時候的慣例是地方財政不需要支持基礎研究。好在廣東省最終決定先行先試。2006年1月，全國首個聯合基金設立，地方財政不投基礎研究的‘鐵律’被打破。”其后的4年，雙方共投入資金2億元，重點資助了137個項目，來自全國1.8萬多名科技人員參加了聯合基金的申報。2009年，成為國家973計劃項目首席科學家的廣東學者人數是此前11年的總和；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首次同時躍居全國首位。嘗到了甜頭的廣東于當年與基金委“再續前緣”，設立了第二期聯合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