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保經濟增長、拉動內部需求可謂是當前政府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務之一。經濟發展速度維持一定的水平，這是解決中國經濟、社會一系列問題的現實要求。而中國經濟較長時期依賴于高增長水平，則也是由于其內在的矛盾，如結構不合理等因素所決定的。

　　中央政府此次大力“救”經濟，一再強調短期目標要與長期目標結合起來，促進經濟增長要與調整結構統一起來。正是因為，各地“急行軍”式地拉動經濟增長過程中，有可能顧了眼前，卻忽略了長遠，或只看到GDP的提升，沒在根本上重視經濟結構的調整。若是如此，當下強有力的保經濟增長措施最終可能真的是一劑“強心針”，治標不治本。

　　加快結構優化升級是推動科學發展的重要途徑，這個道理不難懂，但執行起來相當不易。這里邊，既有經濟發展的歷史慣性作用，也是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使然。從目標上說，較為理想的現代產業體系是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制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但從目前情況來看，現實與目標之間的距離甚遠，優化經濟結構的任務緊迫而繁重。

　　優化結構的薄弱環節主要有兩個：一是裝備制造業，二為服務業。前者體現的是一個國家的工業化程度，后者的發展水平則是衡量社會經濟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顯然，在當前政府力保經濟增長，各地紛紛擴大投資拉內需的大背景下，再談如何進一步提升服務業的發展水平，不無意義。

　　長期以來，我國服務業發展緩慢。整個“十五”期間，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呈下降趨勢，由2002年的41.7％降為2005年的40％左右，2007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僅40%。總體而言，服務業供給不足、結構不合理、服務水平低、競爭力不強、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率不高，與經濟社會加快發展、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難以適應。

　　這樣的現實，一方面說明服務業發展仍處于相對滯后的局面，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落后于第二產業；另一方面也說明發展潛力很大，服務業加快發展，對于緩解經濟調整時期的“冬意”，大有作用。

　　去年3月，《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正式頒布。這個《意見》，是為加快發展服務業而確定的總體方向和基本思路，是一份系統而詳細的規劃。應當說，《意見》對于解決當前服務業發展的核心命題，仍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發展現代服務業，一是發展面向生產的服務業，二是發展面向民生的服務業。就面向生產而言，如運輸業的發展、物流的專業化與社會化服務水平的提升、信息服務業及金融服務業的發展等，在帶動本行業就業人口、提升服務水平的同時，對于提高第一、第二產業的生產效率，也不無效用。在這里，第一、第二與第三產業之間，是一個良性的相互激勵關系。毋庸置疑，在一個經濟遭遇調整的關鍵時期里，大力發展面向生產的服務業，其意義更將凸顯出來。

　　同時，要進一步發展面向民生的服務業，須穩定一些傳統服務行業，進而積極拓展新型服務領域，不斷培育形成服務業的新增長點。這些新增長點，有益于刺激消費、拉動就業。當然，加快構建服務業市場體系，優化服務業組織結構，提高服務業市場化、產業化、社會化和國際化水平，也是不能回避的任務。

　　現在的關鍵，是要打通影響服務業發展的瓶頸，給服務業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其中較重要的，是須加快推進服務領域改革，以及加大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并努力提升非物質服務的消費空間。

　　其實，《意見》在這些方面也均有涉及。如就進一步推進服務領域各項改革來說，《意見》明確要求須將服務業國有資本集中在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領域。深化電信、鐵路、民航等服務行業改革，放寬市場準入，引入競爭機制。建立公開、平等、規范的服務業準入制度。鼓勵社會資金投入服務業，大力發展非公有制服務企業，提高非公有制經濟在服務業中的比重，等等。

　　《意見》在此方面所指出的方向，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不過，服務領域“玻璃門”的打破，也將如很多其他領域進入門檻的破除一樣，并不會非常輕松。即便《意見》強調，“凡是法律法規沒有明令禁入的服務領域，都要向社會資本開放；凡是向外資開放的領域，都要向內資開放”，社會整體利益與部門既得利益之間的博弈，還將會激烈而艱巨。

　　顯然，在一個力挽經濟大局的非常時期里，要優化經濟結構，關鍵還是要去正視改革過程中出現的那些老問題。若不能真正面對，則服務業的發展依然困難多多。這也正是促進短期增長與深化改革相結合的含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