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舉行的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研究中心聯席會議青年學者論壇第三場圓桌論壇上，香港教育大學助理副校長李輝用一個具體的數字讓在場的人停頓了片刻。2019至2020年間，李輝的團隊想在廣東深圳找一組從未接觸過電子設備的5歲兒童作為對照組。“只找到8個小朋友。”他說，“現在可能已經找不著了。”

這場以“被打破的圍墻：AI時代的教育重塑與代際沖突”為題的討論，匯聚了來自中國以及澳大利亞、智利、巴布亞新幾內亞、秘魯等經濟體的學者。他們分別從大腦、師生關系和教育制度三個層面切入討論，最終都指向同一個命題：當AI深度介入時，我們究竟是在談一種新的工具，還是一種新的教育？ 

大腦：被悄悄重塑的“前額葉”

李輝的實驗室過去幾年系統梳理了全球已有的腦科學證據。“AI和數碼經驗會對兒童大腦造成結構和功能上的改變。”他說，“既有短期的，也有永久的。”

在近紅外腦成像研究中，團隊將50多名重度使用平板電腦的5歲兒童與那8名“對照組”兒童對比。結果讓人警覺：重度使用者前額葉的血氧反應不再呈現正常模式，“接近癲癇患者”。前額葉正是大腦負責執行功能、決策與抑制控制的核心區域。

研究團隊因此判斷，AI已不能再被當作普通工具，而是一種主動介入思維架構的“認知使能器”。“它會讓我們一部分大腦變笨，一部分大腦變聰明。”李輝對記者說，“記憶力、注意力的部分會變差，但提問、思考、分辨真偽的部分會變強。前提是你要會問問題。”

很多人把兒童大腦的變化歸罪于屏幕，但李輝的研究卻指向了另一個方向。“真正的問題不是科技，而是活動的性質、內容和親子互動的方式。”他說。

在問答環節，身為母親的俄羅斯學者柳德米拉·扎卡哈洛娃提問：“家長究竟該怎么辦？”李輝提到一個新的研究方向——AI共同育兒：“兩年之內，AI一定會介入育兒。到那時，影響的就不只是孩子的大腦，還有家庭關系，甚至婚姻。”技術正在重塑人，但教育依然是關于人的事業——這一前提，貫穿了當天討論的每個層面。 

師生：從“學習者”到“共創者”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工智能學院副教授朱熹用“地圖”作比喻指出，千百年來，教育的邏輯都是長輩把世界的地圖教給晚輩。但今天，“一個12歲的孩子用手機問AI，得到的答案往往比絕大多數成年人能給出的更準確、更耐心、更全面”。

他進而提出對“AI原住民”這一概念的看法：“這不是按出生年份劃分人群，而是一種認知狀態。對下一代來講，AI不是外部工具，而是認知系統的一部分，是大腦的延伸。”在他看來，在這種狀態下，傳統教育的三個要素正在同時失效：知識傳遞失效，AI講得比人更清楚；經驗復制失效，今天的問題往往是昨天未曾遇到的；位置權威失效，長輩據以規范晚輩的世界觀，形成于沒有AI的世界。“我們現在拿著舊地圖站在路口，而路口在地圖上根本不存在”。

但朱熹并不主張在教育中放任。他給出的建議是“最小約束原則”，稱“教育不是盆景，是花園”。教育者只需守住三條線：倫理底線、自主駕馭AI的能力、面向區域社會的共同體責任。“線之內要守住；線之外，讓他們自由地走。教育成功與否的真正衡量標準，是被超越”。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院長袁冉東補上了另一面。他表示，“共創”絕非把AI看作與人類平等的創造者，“AI可以生成內容、提供建議、提高效率，但它不會真正關心一個問題為什么重要，也不會為后果承擔責任，更不會替我們賦予意義”。

接受記者采訪時，他進一步解釋道：“真正的共創還是在人與人之間。AI的意義在于，它降低了青年參與創造的門檻，讓他們更早進入解決真實問題的現場。但這恰恰意味著，人工智能越強大，人的引導越重要。”他認為，教育的核心正從知識積累轉向能力形成，“我們要培養的是能提出有意義問題的人、能作出判斷的人、能在不確定中負責任地行動的人”。

智利康塞普西翁大學副教授胡里奧·戈多伊-德爾坎波把這個問題推向哲學層面。他指出，傳統教育中，知識的定義權在教師與機構；而在AI驅動的教育里，“算法決定接下來給學生看什么，以及如何評估他的進度”，這是悄然發生的認識論讓渡。

制度：技術紅利不會自動平等分配

教學關系的重構最終需要制度承接，但制度可能恰恰是這場變革中最慢的環節。

巴布亞新幾內亞國家研究院研究員朱利安·梅爾帕表示，巴布亞新幾內亞有800多種本地語言，許多鄉村尚未通電，部分城市的互聯網也不穩定。“AI教育一旦在這里落地，就立刻撞上電力、網絡、師資、成本和語言多樣性這一連串結構性約束。”她說，“如果不補上基礎設施、離線學習平臺和本地教師培訓，AI很可能擴大而非縮小既有的不平等。”

秘魯國家選舉評議會人工智能實驗室法律顧問羅梅爾·阿斯托說，秘魯是亞太地區最早立法規范AI使用的經濟體之一，但他觀察到，同一個國家內部，AI教育呈現出三種截然不同的姿態。選舉評議會自己的AI實驗室積極開放，開發的“AI輔助投票”工具截至今年4月已獲得約500萬次訪問；首都利馬的高校把決定權交給教授個人；而評議會出版的學術期刊則嚴格限制AI使用。“一國三態。”他說，“AI進入教育的過程中，每一個機構都還在摸索自己的邊界。”

澳大利亞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APEC研究中心高級戰略顧問凱特琳·皮納爾認為，當前AI影響下的教育存在三個轉變：從線性的“教育—就業”路徑轉向終身學習，從學科分立轉向跨學科協作，從被動應對AI轉向主動參與AI治理。“問題不是大學是否會被AI改變，而是它能否成為這場轉型的塑造者。”她說。

各國學者的熱烈討論，從大腦到師生，再到制度，三個層面最終指向同一個判斷：AI時代的教育轉型，本質上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關于人的命題。“教育的未來不在于機器變得多么的智能，而是取決于人類是否能足夠清醒地理解技術、使用技術并超越技術。”袁冉東對記者說。讓青年成為能夠提問、能夠判斷、能夠創造，也能為自己參與塑造的未來承擔責任的人，才是教育真正值得追求的方向。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