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生生物調查所二十二年》

胡宗剛 著，廣東人民出版社

廬山森林植物園溫室 資料圖片

細葉杜鵑，1930年代，引自《中國植物圖譜》第三卷（胡先骕、陳煥鏞） 圖片源自國家植物標本資源庫

水杉，1948年，引自《靜生匯報》 圖片源自國家植物標本資源庫 

1928年10月1日上午十點，北京石駙馬大街一座普通四合院里，五十多位來賓陸續入場參加靜生生物調查所的開幕典禮。 

沒有彩旗、橫幅，也沒有熱烈的宣傳儀式。秉志、胡先骕引導來賓參觀所內已經收集到的動植物標本和圖書期刊。許多標本來自國內同行交換，也有不少書刊來自國外學術機構。大廳里，范旭東深情回憶胞兄范靜生生前念念不忘創辦生物研究所的夙愿，說到動情處，幾乎聲淚俱下；秉志則介紹調查所未來的計劃，希望首先調查華北動植物資源，再逐步擴展到全國，并強調調查所愿與國內各學術團體“互助合作”，共同推進中國生物學的發展。最后，已在北京大學任教8年的美國古生物學家葛利普扶杖而起，勉勵中國青年學者不要因為中國科學起步較晚而氣餒，因為“世界科學仍同在幼稚之境”。會場報以熱烈掌聲。

今天回望這一幕，人們看到的早已不僅是一所研究所的開幕，它更像是中國現代科學一次鄭重的起步。

長期以來，我們談論中國近代科學，更容易記住李四光、竺可楨、胡先骕、秉志這些名字，卻容易忽略另一件同樣重要的事情：現代科學不僅屬于科學家個人，也屬于支撐科學持續發展的研究機構、學術共同體和科研制度。

近讀胡宗剛修訂再版的《靜生生物調查所二十二年》（后文簡稱《靜生所》），收獲頗豐。書中不僅講述了一個研究所的興衰和幾位科學家如何篳路藍縷、艱苦卓絕，更可貴的是，它通過靜生生物調查所的歷史，讓我們看到現代科學如何在中國真正扎根。 

現代科研制度如何在中國建立

科學社會學家本·戴維（Joseph Ben-David）曾指出，一個國家現代科學真正建立起來，并不是因為出現了幾個天才，而是因為形成了一套能夠持續培養科學家的制度。現代科學真正賴以延續的，并不是偶然出現的幾位杰出的科學家，而是一套能夠持續培養人才、積累知識和組織合作的體系。

靜生生物調查所建立了一條完整的人才培養路徑：青年學者進入調查所后，由練習生、助理做起，逐步成長；優秀者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資助赴國外深造；學成歸國后，再承擔新的研究方向，并培養下一代研究者。今天看來習以為常的人才培養機制，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卻是一項新的制度。

如果說靜生生物調查所的成立標志著現代科研機構開始在中國扎根，那么《靜生所》最耐人尋味之處，便在于細致地保存了這座研究所如何日復一日運轉的歷史。胡宗剛沒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幾項著名科學成果上，而是花了大量篇幅去恢復那些常常被機構史忽略的機構日常運行細節。

初讀這些章節，甚至會覺得有些瑣碎：研究人員的薪金，青年助手的晉升，圖書如何采購和借閱，國外期刊如何交換，標本如何采集和整理，調查所怎樣編輯英文期刊、建立國際聯系等。這些內容在一般機構史中往往只是附錄材料，在胡宗剛筆下，卻成為敘述的主體。恰恰是在這些看似平凡的細節中，我們才真正看到現代科研機構是怎樣運轉的，也正是這些細節，使本書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機構史。

與此同時，靜生所十分重視科研基礎設施建設。它依托北平圖書館，系統購置國外生物學書刊，建立圖書管理和借閱制度；又創辦英文期刊，與國際同行交換出版物和標本，使中國生物學迅速進入國際學術交流網絡。胡先骕甚至把圖書視為研究機構的“命脈”，可見他對科研基礎條件的重視。 

制度怎樣有序運轉

制度一旦建立，是否就能夠自行運轉？《靜生所》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靜生生物調查所之所以能夠在二十余年間迅速成長，并不僅僅因為擁有經費、圖書館和標本館，更因為那里聚集了一批具有共同信念的人。

胡宗剛書中有一個很容易被忽略，卻意味深長的小故事。

林學家韓安是中國近現代林業事業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中國最早獲得林學碩士學位的留學生。1928年靜生生物調查所成立后，他參與植物分類研究。以他的學術資歷，本可獨立發展，但他選擇與胡先骕合作，將個人發展置于學科建設的大局之中。在二人的合作中，胡先骕雖然性格直率，卻并非恃才凌人，韓安雖然處事謙和，卻并非沒有主見。作者評論道：“假若沒有胡先骕的直白，其一生的事業也許難有大成；如果沒有韓安的謙讓，此項合作就沒有實現的可能……一項事業的成功，往往是剛柔相濟的結果。”這段評論，與其說是在評價兩位植物學家，不如說是在概括一種學術共同體的氣質：現代科學需要個人才能，更需要彼此信任、相互成就。

這樣的故事，在《靜生所》中并不少見。秦仁昌是中國蕨類植物學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赴歐洲留學期間，他沒有滿足于完成自己的研究，而是注意到大量中國植物模式標本散藏于歐洲各國標本館，國內學者卻難以利用。于是，他主動提出拍攝這些珍貴標本，供國內同行共享。胡先骕隨即奔走申請經費，最終獲得中基會三千美元資助，使這一計劃得以實施。一代學者把個人研究視為整個學科建設的一部分，令人感動。

這種共同體精神，在國家危難時刻表現得尤為鮮明。抗戰期間，秉志——中國動物學的奠基者之一、靜生生物調查所的重要創辦人——困守上海，生活極其困頓，日本方面曾多次試圖延攬他，他卻始終拒絕合作，甚至隱姓埋名，以維持自己的操守。胡宗剛通過大量書信說明，這種堅持并非來自制度約束，而是源于一代學人內在的責任感：在他們看來，科學不僅是一項職業，更是一種不能輕易背棄的使命。《靜生所》不只保存了大量檔案，更讓我們重新看見：制度能夠建立，并不意味著事業自然成功。支撐學術共同體的，始終是一群人的品格與擔當。

靜生所留下了什么

1950年底，靜生生物調查所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被新成立不久的中國科學院接管。從組織意義上說，它退出了歷史舞臺，但它所建立的制度、培養的人才以及形成的學術共同體，卻持續影響著后來中國生物學的發展。

讀完全書，我越來越覺得，靜生生物調查所真正留下來的，并不僅僅是標本、論文、圖書館和研究機構，也不僅僅是一套現代科研制度，而是一種科學傳統。

所謂科學傳統，并不僅僅是幾條制度規定，也不是某一種組織形式，而是一整套關于科學如何開展的共同信念：尊重證據，鼓勵合作，培養青年，積累公共資源，堅持國際交流，并把科學視為一項值得長期投入的公共事業。制度固然重要，但只有當制度逐漸內化為共同的學術倫理和價值認同時，它才真正具有生命力。

靜生生物調查所的成功，也說明現代科學并非科學家的孤軍奮戰，它還需要企業家、基金會、學術社團等社會力量長期而穩定的支持。這或許正是胡宗剛這部著作最重要的啟示。

今天重新閱讀《靜生所》，并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重新理解中國現代科學：現代科學制度在中國之所以能夠扎根，并不僅因為形成了一套制度模式，更因為一代中國知識人始終把科學當作一項值得共同托付、共同建設的公共事業。制度可以學習，儀器可以購置，知識可以獲取，但一種成熟的科學傳統，卻要在科學家的長期實踐、彼此信任與共同堅守中慢慢形成。中國現代科學正是在艱難的時代，由一代又一代學人共同建設起來的。

作者：方在慶，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華東師范大學紫江講座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